戴伟华：刘禹锡与韩愈连州隐事揭秘｜文史哲

韩愈、刘禹锡的关系是文学史上的一段公案，核心围绕着韩愈被贬阳山的原因。过去的讨论主要还是从诗文字面的含义作定向的解释和推测，实际上很难明晰事情的真实状态。当我们聚焦于连州，细读韩愈外孙李贶《连山燕喜亭后记》后，隐事的真相即浮出水面，甚至说过去的某些推测和争论可以迎刃而解。

【壹】

隐事首先是韩愈在诗中写出的。其《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阁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陈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雠。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中使临门遣，顷刻不能留。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僶勉不回顾，行行诣连州。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卷三，第159页-第160页）

韩愈画像。视觉中国供图

在韩愈诗中，被贬之事讲得比较清楚，“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雠”数句，表示了对柳宗元和刘禹锡的怀疑。

对韩、刘的这一段公案，卞孝萱《刘禹锡与韩愈——〈刘禹锡的交游〉之一》（《四川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从刘禹锡的交游角度入手，以时间为序，详细梳理了二人交往过程中的诸多事件，通过对《旧唐书·李实传》《资治通鉴》等史料的分析，指出韩愈被贬是因为得罪了权贵李实，而非刘、柳二人。刘真伦《韩愈〈岳阳楼别窦司直〉解读——阳山心结揭秘篇》（《云梦学刊》，2022年第4期）以韩愈的《岳阳楼别窦司直》为切入点，深入解读诗中的“阳山心结”，即韩愈对被贬阳山原因的纠结与猜测，通过对诗歌的细致解读，揭示了韩愈内心深处的复杂情感和对刘禹锡、柳宗元的误解与谅解过程，为理解韩愈的心理世界和二人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贰】

让我们且回到当年的阳山。阳山时为连州治下一县，公元803年12月韩愈被贬为阳山令，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于公元804年2月方抵达阳山出任县令，任期至805年4月。刘禹锡为连州刺史的时间是在815年秋至819年秋，四年多。刘禹锡在连州与韩愈有密切的空间交集，其中之一是燕喜亭。韩愈贬阳山时作《燕喜亭记》，后来者刘禹锡对此亭此记无一丝反映，有心人读到这里，不免奇怪。

《燕喜亭记》是一篇名作，其文曰：

“太原王弘中，在连州，与学佛之人景常、元慧者游，异日，从二人者行于其居之后丘荒之间，上高而望，得异处焉。斩茅而嘉树列，发石而清泉激。辇粪壤，焚椔翳，却立而视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讶然成谷，洼者为池，而缺者为洞，若有鬼神异物阴来相之。自是弘中与二人者，晨往而夕忘归焉，乃立屋以避风雨、御寒暑。既成，愈请名之。其丘曰‘俟德之丘’，蔽于古而显于今，有俟德之道也。其石谷曰‘谦受之谷’，瀑曰‘振鹭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黄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之时也。池曰‘君子之池’，虚以锺其美，盈以出其恶也。泉之源曰‘天泽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诗所谓‘鲁侯燕喜’颂者也。于是州民之闻者，相与观焉，曰：‘吾州之山水名于天下，然而无与燕喜者比。经营于其侧者相接也，而莫宜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遗其人乎？’弘中自吏部外郎贬秩而来，次其道涂所经，……今其意乃若不足。传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弘中之德与其所好可谓协矣。智以谋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仪于天朝也不远矣。遂刻石以记。”

（《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卷一三，第766页-第767页）

王弘中，即王仲舒，字弘中，并州祁人，曾在连州担任刺史，辟山地筑“燕喜亭”，为宴游之所，韩愈为之记。

位于今清远连州的燕喜亭。邱劲松摄

刘禹锡本可以借韩愈《燕喜亭记》作一篇文章，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想在心中重造一亭，实际上也完成了吏隐亭构建，寻求现在和过去的对接，在精神上得到安慰。他不仅作诗，还作解释，《海阳十咏》并引：“元次山始作海阳湖，后之人或立亭榭，率无指名，及余而大备。每疏凿构置，必揣称以标之，人咸曰有旨。异日，迁客裴侍御为十咏以示余，颇明丽而不虚美，因捃拾裴诗所未道者，从而和之。”十咏中首为《吏隐亭》：“结构得奇势，朱门交碧浔。外来始一望，写尽平生心。日轩漾波影，月砌镂松阴。几度欲归去，回眸情更深。”（《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四，第455页）

又《吏隐亭述》云：“元和十年，再牧于连州，作吏隐亭海阳湖壖。入自外门，不知藏山，历级东望，恍非人寰。前有四榭，隔水相鲜。凝蔼苍苍，淙流布悬。架险通蹊，有梁如蜺；轻泳徐转，有舟如翰。澄霞漾月，若在天汉，视彼广轮，千亩之半。翠丽于是，与世殊贯。澄明峭绝，藿靡葱倩，炎景有宜，昏旦迭变。疑昔神鳌，负山而抃，摧其别岛，置此高岸。海阳之名，自元先生，先生元结，有铭其碣。元维假符，予维左迁，其间相距，五十余年。封境怀人，其犹比肩。”（《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一五，第1714页）

刘禹锡画像。视觉中国供图

有几点是可从以上资料中读出的。其一，王仲舒为连州刺史，韩愈为连州所辖阳山县令，往来无碍。说明刘禹锡任连州刺史时可与下属阳山县发生关系。其二，韩王二人皆贬官，“弘中自吏部外郎贬秩而来”。韩愈与刘禹锡空间关联有类于此。其三，王之南来所经亦韩愈所经之路，王自蓝田至连州，而韩愈至连州再下行至阳山。其四，连州有“异处”“立屋”，屋名燕喜亭。其五，韩愈为燕喜亭作《燕喜亭记》，并“刻石以记”。

【叁】

刘禹锡十年后到连州，燕喜亭屋在否？刘见到否？皆无记录。刘禹锡《吏隐亭述》云他与元结在连州“其间相距，五十余年。封境怀人，其犹比肩。”（《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一五，第1714页）元结建吏隐亭至刘禹锡作“述”已经50年，看来时间不是问题，“怀人”“比肩”，借州人说自己而已。

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孟浩然诗集校注》卷三，第231页）他总结的现象具有普遍意义。当古今之人站在同一个空间点上，怀想感叹非常自然，如果视而不见，有意回避，都在反常之列。反常的事就发生在刘禹锡身上，他人视为反常，于刘禹锡自己却正常。

比较韩愈《燕喜亭记》和刘禹锡《海阳十咏》，还有一重要发现，前者言韩愈命名者八景，即俟德之丘、谦受之谷、振鹭之瀑、黄金之谷、秩秩之瀑、寒居之洞、君子之池、天泽之泉，合燕喜之亭，命名者有九；后者是十咏，即十景，分别为吏隐亭、切云亭、云英潭、玄览、裴溪、飞炼瀑、蒙池、棼丝瀑、双溪、月窟，比韩愈命名多出一景。刘禹锡与韩愈较量，真是针锋相对，毫不退让。

最重要的是韩愈外孙李贶《连山燕喜亭后记》进一步坐实了我们的论述：

“余自幼伏览外王父昌黎文公《燕喜亭记》，则知连州山水之殊。亭之称，因记为天下所嘉。连为郡，既远且秀，亦因亭而高。时谈山水可娱者较数连矣。中州人既以连遐远不可得与游，皆依记以图，为馆宇饰，味山水者，莫不目登心到焉。如此，则亭岂可荒。记岂可仆乎。三年冬，余侍行承诏于连。水陆南驰，幽无所摅，志无所用，乃纵业于山水。以资养志，况又外祖所记亭在是耶。昔闻今见必矣。踵于郛则访焉，耆老曰：‘无矣。’吁，昔奚宠遇而赞咏之如彼，今遭何人废弃之如此，岂亭之屯耶！窃叹数月，得刺史武公至，欢之尤甚。且曰：‘不修，则过及余矣。’遽挥徒而穷寻之。冒翳履淖，抵巇擘蔓，得余址焉。级砖缺掷，栋榱垣瓦，寸折片碎，蓊汗其甚。石记断僵，莓昧其字。公整而修之。征记本于余家，易石而琢之。不旬就矣。于旧不移不损，焕而为新。命余记其迹，余辞‘小子岂敢措笔，以并前记’。公曰：‘不与记实，此则又毁。后人知子至而不顾，子过矣。余何别不修者乎。’余曰：‘诺。’时会昌五年十一月五日。连州刺史武兴宗书。”

（《全唐文》卷七六一，第7912页-7913页）

从中可以知道，大约30年后，因李贶寻访，燕喜亭又被重新发现。韩愈《燕喜亭记》是“刻石”的，故李贶《连山燕喜亭后记》追问“亭岂可荒，记岂可仆乎”，但寻访结果是“无矣”。经艰难寻找和不懈努力，找到残碑，“石记断僵，莓昧其字”。武兴宗和李贶似明其中故实，行文间似有深意。“不修则过及余矣”，当是对此事的回应。

会昌五年韩愈和刘禹锡二位都已去世。武兴宗所曰“不与记实，此则又毁，后人知子至而不顾，子过矣。余何别不修者乎”，意味深长，似乎在评述前史，“又毁”表明有前次毁坏，前毁是指何人所毁？必“记实”，还原事情真相，向社会和舆论有个交代；“后人知子至而不顾，子过矣”，暗指刘禹锡刺连州时碑或被毁，是“过”。外孙讲外公的事，李贶也是很谨慎对待此事，含而不露，而又面面俱到。李贶文中没有明提刘禹锡名，却暗提刘禹锡。难道他不知道外公贬后的十年刘禹锡任连州刺史？正是在若隐若现之间，空白处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李贶如此崇拜外公，外公被贬阳山事，一定被母亲时时提起，至少在韩家私话中，刘禹锡的言行是造成韩愈被贬阳山的主要原因之一。李贶能不熟知“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雠”？他陪父亲不畏险阻艰难，不远万里来到连州，将寻访《燕喜亭记》刻石之事写成《后记》，余嘉锡对李汉、李贶有评：“汉少事公，通古学，属辞雄蔚，为人刚，略类公。公爱重，以子妻之。公卒后，汉编公集，收拾遗文，无所失坠。李贶侍父南迁，在贬谪中，乃兴复外王父遗迹，取家记本重刻之。父子敦外亲之谊如此，安得如后人所疑哉！”（《四库提要辨证》卷一○， 第578页）当事人面对灾难的承压能力是有限的，而困惑、悲痛以及猜疑，何日忘之而又难以说明，能“盖棺事乃了”吗？这样的恩怨一直在家族中延续！

细心阅读韩愈《送杨仪之支使归湖南序》，其中所言“夫乐道人之善以勤其归者，乃吾之心也”（《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卷二○，第985页），这句话对谁说的，劝勉谁“乐道人之善”呢？其中也是有弦外之音的。

【肆】

通常我们会想一个问题，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正好与韩愈在空间上叠合，他们在连州有哪些共同关注点，可资研究比较。比如韩愈写过同冠峡诗，同冠峡是连州通往治下阳山县的著名江峡。韩愈《同冠峡》：“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维舟山水间，晨坐听百鸟。宿云尚含姿，朝日忽升晓。羁旅感阳和，囚拘念轻矫。潺湲泪久迸，诘曲思增绕。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卷二，第104页）《次同冠峡》：“今日是何朝？天晴物色饶。落英千尺堕，游丝百丈飘。泄乳交岩脉，悬流揭浪标。无心思岭北，猿鸟莫相撩。”（《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卷五，第565页）两首诗写同冠峡地貌特征和心理感受都比较充分，表达的忧伤之情让人心痛：泪迸、思绕，回归的绝望，而“盖棺事乃了”包含了“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雠”，等盖棺时才能明白了事。刘禹锡在连州刺史任上时间有四年多，肯定去过辖下阳山县，也不止一次经过同冠峡，也会知道韩愈在同冠峡写过诗，但刘禹锡集中没有留下一首相关作品，甚至在其作品中找不到一丝阳山痕迹。

再看刘禹锡在连州写的《与刑部韩侍郎书》，云：“退之从丞相平戎还，以功为第一官，然犹议者嗛然，如未迁陟。此非特用文章学问有以当众心也，乃在恢廓器度，以推贤尽材为孜孜，故人心乐其道行，行必及物故耳。前日赦书下郡国，有弃过之目。以大国材富而失职者多，千钧之机，固省度而释，岂鼷鼠所宜承当？然譬诸蛰虫坯户而俯者，与夫槁死无以异矣。春雷一振，必歆然翘首，与生为徒。况有吹律者召东风以薰之，其化也益速。雷且奋矣，其知风之自乎。既得位，当行之无忽。禹锡再拜。”（《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一五，第1758页-1759页）这封信起首有点突兀，内容也未必得体，可能还在拟稿阶段。不知发出没有？即便发出，韩愈收到没有？无从得知。一般认为，此信透露出刘禹锡希望得到韩愈帮助。如果统合刘禹锡在连州对韩愈的态度，这封信隐含的不是希望帮助，而是要韩愈“乃在恢廓器度，以推贤尽材为孜孜”，“既得位，当行之”，潜在的意思是韩愈可以不帮助，但不能纠缠过往，当以恢廓器度待之。

对于韩愈所疑，刘禹锡在《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上杜司徒书》及《上门下武相公启》或隐或显作了回答，刘禹锡针对“泄言”的指责，进行了深入的回应。他既未否认、回避，也未推诿，而是首先通过自悔自责表达深深的歉意。紧接着，他又尝试自争自辩，试图解释自己不得不“泄言”的无奈与苦衷。然而，这一过程却显得有些复杂，越解释似乎越显得纷乱，难以理清。就他的自悔自责而言，刘禹锡深知“知惭不闻”的道理，明白隐秘之事最易显露，细微之处最能彰显一个人的品质。因此，他时刻提醒自己作为君子应谨慎独处，保持内心的纯净与高尚。他自称“有耻”，并坦言自己“末学见浅，少年气粗”，这些言辞虽然含蓄，但态度却十分真诚，展现了他对自身的深刻反省。在自争自辩的部分，刘禹锡通过“尽诚”“徇公”彰显自己的坦荡与无私。他坚称自己的行为是出于“大公”“大忠”的考虑，试图解释自己在时局艰难之际不得不坚守的公忠立场。尽管他的解释可能有些复杂且难以完全理清，但不得不承认，刘禹锡在表达歉意、争取谅解的同时，成功地展现了自己的坚定与坦诚。（刘真伦《韩愈〈岳阳楼别窦司直〉解读——阳山心结揭秘篇》，《云梦学刊》，2022年第4期）然而，一旦怀疑或确认自己在人生关键时刻遭人一击，由此改变了命运，当事人是不会因对方解释而轻易忘怀的。无论怎样通达大度的人，内心深处并不同于表面的文字表述。韩愈终究没有忘怀。

【伍】

韩愈与刘禹锡先后贬往连州，在空间上构成密切联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无论是韩愈被贬至连州下辖的阳山，还是刘禹锡被贬往连州，都是文人试图挽救时局却遭遇不幸的例证。只需细读刘禹锡在连州读张九龄著作后的感言，便能深刻体会到文官被贬至连州与阳山所承受的苦难。刘禹锡在《读张曲江集作》及其引言中写道（《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三，第265页）：

世称张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及今读其文，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门，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曲江为良臣，识胡雏有反相，羞凡器与同列，密启廷争，虽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岂忮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邪？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狱而锺祉四叶？以是相较，神可诬乎！予读其文，因为诗以吊。

圣言贵忠恕，至道重观身。

法在何所恨，色伤斯为仁。

良时难久恃，阴谪岂无因。

寂寞韶阳庙，魂归不见人。

文学史家关注的是“自退相守荆门，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文风与生存环境的关系。

其实，文学史家证成文风形成在这里是次要的，而主要内容应是除这句话以外的刘禹锡对张九龄的批评。为了让普通读者明白刘禹锡文意，白话翻译如下：“世人称赞张曲江担任宰相时，建议被贬谪的臣子不应安置在条件好的地方，而是多被迁徙到五溪那些荒凉贫瘠的地方……唉，那些出身于偏远之地的人，一旦遭遇失意就难以承受，更何况是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士人，他们怎能甘心被贬到那些恶劣的地方呢！评论者认为张曲江是忠臣，他能看出胡雏有谋反的面相，耻于与平庸之辈同朝为官，秘密上奏在朝廷上力争，即使是古代的贤哲也比不上他，但他的子孙却不成器，最终成为饿死鬼。难道是因为他嫉恶如仇，失去了宽容之心，所以遭到了最大的阴间贬谪，即使有两个优点也无法弥补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袁公一句话就能昭雪楚国的冤狱，而使他的子孙四代都享福呢？以此相比较，天意难道可以歪曲吗！我读了他的文章，因此作诗来凭吊他。”“身出于遐陬”指张九龄出生在岭外（参戴伟华《张九龄“为土著姓”发微》，《文学遗产》，2011年第4期），刘禹锡对张九龄的批评是否成立在此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刘禹锡将自己被贬连州的命运与张九龄的建言联系起来。韩愈与刘禹锡皆被贬至“五溪不毛之地”，与张九龄的建言构成了因果关系。刘禹锡被贬朗州已难以忍受，被贬连州后，生活困苦、语言隔阂、在蛮瘴之地漂泊。韩愈作为著名文士中第一个被贬往岭外阳山的人，内心对造成自己贬谪之人一次次诅咒。这样的诅咒未因离开阳山而消逝，甚至延续至子孙。韩愈与刘禹锡的贬谪，皆是背后势力博弈的结果。作为学者，求真乃其天职，然而一旦触及古人内心最脆弱的底线，便如同目睹鲜血淋漓之景。

正因为他们个性鲜明且各具特色，才为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精彩纷呈的一页，让后人在阅读中能够感受到他们独特的魅力和风采。正因为他们之间有爱有恨，情感交织，才成就了作品丰富动人、扣人心弦的情感世界，让读者在阅读中能够深刻体会到人性的复杂与多样。也正因为他们的自律和高尚修养，使得他们在表述时往往采用朦胧隐晦的手法，留给后人无限阐释和想象的空间，让作品在时间的沉淀中愈发显得深邃而耐人寻味。

读刘禹锡的诗，总能感受到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总能体会到一种激励前行的精神。“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给人以无限的遐想与豪情，仿佛随着那翱翔天际的孤鹤，我们的思绪也飞扬至九霄云外，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与升华；“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则给人以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启示，仿佛看到了刘禹锡在历经沧桑后，依然保持着那份乐观与执着，勇敢地面对人生的挑战与变故。我们当以“了解之同情”的心态去深入理解刘禹锡的行为，感受他诗歌中蕴含的深刻内涵与独特魅力。

文 | 戴伟华（作者是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广州大学教授、广东省文史馆馆员）

2025年4月11日《羊城晚报》A7文史哲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