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依据不同历史时期文学书写的不同侧重，黄鹤楼的扬名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初期、盛期、晚期三大阶段。

南朝宋齐至唐代为初期，宋齐间黄鹤楼仅见于志怪小说，梁陈后黄鹤楼始著于官方正史，超越了地方仙话，但这一阶段黄鹤楼的主体价值仍体现在军事功能上；唐宋两代为黄鹤楼的扬名盛期，其文学功能被逐步开掘。

这一阶段开启了黄鹤楼诗文书写与故事传说的盛况；元明清时期为扬名晚期，除了诗文书写不断积累，深化了黄鹤楼的文学底蕴外。

频繁多样的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不仅开拓了黄鹤楼的扬名新径，也促使其文化功能全面拓展。

一、扬名初期：从仅见于志怪小说到始著于官方正史

唐代以前，有关黄鹤楼的史料虽少却有着鲜明的阶段性特点，南朝宋齐间，“黄鹤楼”这一名称首次出现在《述异记》和《齐谐记》两部志怪小说中，到梁陈之际，黄鹤楼才正式著录于官方正史中。

但此时的黄鹤楼多与战争挂钩，其主体价值仍体现在军事功能上，借助文化传播的扬名快道尚未开启，黄鹤楼仍处于扬名初期。据县志所载，黄鹤楼始建于东吴黄武二年，起初作为军用哨楼。

但严格来说，当时的角楼是否已被赐名“黄鹤楼”或者黄鹤楼的原型是否就是这座角楼还有待考证，且作为一座刚刚建成的普通军事瞭望台，既没有将军幕僚登楼横槊赋诗，也没有战火硝烟洗礼令其名垂千古。

时人并没有任何缘由为其赐名，其名不被留于丹青实属情理之中，所以，稍晚于所载建楼时间而生的陈寿（233―279）在《三国志》中仅记述孙权筑城，而未提及修楼也并不为奇。

这并不能成为否定鹤楼修筑于三国时期的有力凭证，但很明确的一点是，根据至今所能见到的三国两晋时期的文献记载，此时的黄鹤楼尚未定名，更别提出名。“黄鹤楼”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述异记》和《齐谐记》这两部志怪小说中。

《述异记》的作者有祖冲之（425―500）和任昉（460―508）两种说法，任书沿用祖书之名。

先从时间上来说，根据祖冲之和任昉生活的时间我们可以大致推断这部志怪小说的成书时间就在宋齐之间，再从内容而言，作为南北朝时期的笔记体小说，故事模型虽有杜撰嫌疑，但其中的内容“必有可观者焉”。

东汉班固曾据《七略·辑略》指出小说起源于民间传说，这不仅对了解中国小说的原型有重要意义，也对这一文体具有一定的“纪实性”有所暗示，所以，此处出现的“黄鹤楼”之称绝不至于是作者凭空捏造。

仙人驾鹤的传说在当时或许已经与黄鹤楼绑在了一起，神话借鹤楼之名口耳相传，鹤楼借神话之力闻名一方，黄鹤楼的名声或许已经流播开来。但反观史书和诗文作品却并无提及。

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著名诗人鲍照随刘子顼赴荆州时，路过黄鹄山作《登黄鹤矶》一诗，却并未提及矶上有楼。

此外，萧子显撰《南齐书》时，虽言及“子安驾鹤升仙”之传闻却没有把传闻与黄鹤楼明确挂钩，只是简略地描述为“边江峻险，楼橹高危”。

刘宋时期黄鹤楼之名虽有流传，但囿于此时名气尚小，借助文化传播的扬名之道仍未开启，由此，官家修史自然不会青睐于它。

异地诗人登其山而不撰其名也算自然，但恰恰相反，作为搜奇志怪、缘起道途的笔记小说反而要靠这些民间轶闻支撑其文本主体。

并通过录入实有的地点、人物来赢得受众最大程度的信任，达到最大程度的“志怪”目的，这也恰好符合黄鹤楼在南朝宋、齐文献中的著录情况。

二、扬名盛期：开启黄鹤楼诗文书写与故事传说的盛况

唐宋两代，是黄鹤楼盛名始播的时期，也是黄鹤楼闻名天下的开端，文学功能的正式开掘让黄鹤楼搭上文化传播的扬名快车，繁富瑰丽的诗文书写与故事传说让黄鹤楼从单纯的军事哨楼蜕变成独具特色的文学景观。

在这一时期，根据黄鹤楼文学书写面貌的不同侧重，划分出以诗文书写为主要传播途径的唐代扬名史和以故事传说为主要传播途径的宋代扬名史。

从诗歌方面看，较之后朝，唐代黄鹤楼的诗歌记载并不算多，但从盛唐到晚唐五代一直不绝于耳。盛唐诗人王摩诘在黄鹤楼送别康太守时把“江边黄鹤楼”描述为“朱阑将粉堞，江水映悠悠”。

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也借用“分飞黄鹤楼”一语记事抒怀。

当然黄鹤楼诗歌中首屈一指的定属盛唐诗人崔颢的《黄鹤楼》全诗意脉贯通，诗情张弛有度，尤其是描写黄鹤楼的两联体现出大气磅礴的雄浑气势和寄情高远的超妙诗境。

因此宋代诗评家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推许此诗为唐人“七律”第一，当代学者也对其评价甚高。

此外，李白有数首与黄鹤楼有关的诗歌，最有名的当属七绝《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一句，其他送别诗句如“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

“雪点翠云裘，送君黄鹤楼”也都以黄鹤楼为践行地。值得一提的是，武汉有“江城”这一美誉，便缘起于当年李白在《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中的题咏：到晚唐，黄鹤楼依旧是文人墨客游宴送别。

登临唱和之地，晚唐诗坛巨匠杜牧在《寄牛相公赴黄鹤楼崔侍御宴》一诗中用“汉水横冲蜀浪分，危楼点的拂孤云”描写宴会周围景观，这“危楼”便指黄鹤楼。

在晚唐诗人李群玉笔下，黄鹤楼则是满帘春景的“江上花楼”，“春岚绿水将愁去，深入吴云瞑不还。”一派春意盎然，满是闲情雅致，令人流连忘返。

相反，在晚唐社会中一再碰壁的寥落诗人罗隐在其《黄鹤楼》一诗中则表现出一贯的伶俐和孤愤，少有温和之气，“秋色未催榆塞雁，客心先下洞庭船。

高歌酒市非狂者，大嚼屠门亦偶然。再从艺文角度看，唐人留下的黄鹤楼艺文比及诗歌鲜有著录，这其中的原因大略有二。

一是史书中并未著录黄鹤楼在唐代经历过较大的存毁之变，甚至没有明确的修缮记载，这样一来，唐代鹤楼就不像明清等时期留存下大量的修缮记文。

二是受到了中唐古文运动的影响，中唐古文运动标举先秦汉代散文以明道载道，把散文引向政教之用，形式上由骈体而散体，而当黄鹤楼出现在文中时，自内容而言，不免述时抒怀，或记宴游集会。

或写离情别绪，与政教目的相去甚远，自形式而言，多以骈文四六、华美工整之句出之，与散体不相融合，所以大多数的文人墨客都选择了诗歌作为其抒情达意的最佳文体，因此唐代以文载楼之篇鲜少见焉。

但有一篇《黄鹤楼记》或被认为是代宗永泰元年（765），鄂州刺史穆宁对黄鹤楼进行修缮后令阎伯瑾作的记文阎《记》是目前黄鹤楼楼史上可考的第一篇记文，从三个角度记述了当时的黄鹤楼。

一是写记文之缘由，二是写由来已久的仙人驾鹤传说，三是写当时黄鹤楼之样貌。从文中我们可知，当时黄鹤楼已是“上倚河汉，下临江流，重檐翼馆，四闼霞敞，坐窥井邑，俯拍云烟”的“荆吴形胜之最”了。

值得关注的是，《黄鹤楼记》文成后刻碑，由魏万成书，李阳冰篆刻，至南宋犹传，除去被人怀疑真伪的太宗御书外，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篇黄鹤楼碑文。如此说来，开黄鹤楼诗文书写盛况这一说法，唐代“当之无愧”。

在唐代，黄鹤楼诗文书写已经构建起了其整个扬名方式和出名史话的基础，可以说，终有唐一代。

黄鹤楼的扬名之旅已然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高度，后续朝代沿着唐人诗文书写这一扬名方式继续前进，为黄鹤楼的诗文书写面貌继续添砖加瓦。

结语

至此，借助黄鹤楼相关的文学书写和其他文献资料，鹤楼扬名过程可大致总结如下：刘宋至南齐时，黄鹤楼在仙话传说中有明确记载而在诗文正史中却并未提及，此时的鹤楼或已借仙话流传于一方民间。

梁陈至唐代，史料虽少，却见鹤楼被明确著录于正史中，这一时期是其扬名过程中的重大突破阶段，标志着黄鹤楼的名气已经超越了地方，超越了民间，为即将到来的唐宋盛况打下坚实的基础。

唐宋两代，根据黄鹤楼文学书写的不同侧重，划分出以诗文书写为主要传播途径的唐代扬名史和以故事传说为主要传播途径的宋代扬名史，唐时，鹤楼诗篇丰富而艺文相对较少。

这或与中唐古文运动有一定的关系，宋时，鹤楼故事传说既有传承又不乏革新，既有对以往“母题”的继承。

又出现了新的名人故事和新的神话传说，开拓其新形象。到元明清时代，除了诗文书写深化黄鹤楼的文学底蕴外，频繁多样的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又拓展其新的扬名方式和发展阶段……

一路走来，黄鹤楼从最开始的军事哨楼，到唐宋时的文学景观，到明代的文化交流场所，再到清代的政治献礼，实已发展成为一个集军事功能、文化功能、娱乐功能、政治功能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载体。